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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周文王姬昌共有十个儿子，长子是伯邑考，次子姬发，第四子姬旦。由于“唯发、旦贤，左右辅文王”，姬昌最终舍弃了长子伯邑考，立姬发为太子。姬发后来继承王位时，伯邑考已先行去世，且似乎是自然死亡的结果。
而《帝王世纪》中则有不同记载，称纣王囚禁姬昌时，曾用质子伯邑考来试探他的野心，竟“烹为羹”，还说“圣人当不食其子羹”，但姬昌仍食之。纣王由此断定姬昌无德，不是真正的“圣人”。显然，这一细节多半是后人杜撰的故事，但伯邑考被烹煮的事实可能部分属实。
长期以来，由于《史记》的权威地位高于《帝王世纪》，学界普遍相信伯邑考被废后自然死亡。但随着殷墟考古的发现，一幕极为残忍的现实被揭露出来，《帝王世纪》中记载的伯邑考死亡方式应有相当真实性，尚有部分细节或可由考古进一步证实。也难怪姬昌会奋起“翦商”了。
展开剩余81%1959年，在殷墟宫殿区东侧数百米处的商代贵族住宅区，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圆形的祭祀坑。该坑分为三层，每层埋有数十具尸骨，属于商纣王末期遗址。综合分析后，有两点尤为引人关注：
第一，尸骨旁发现大量海贝以及多件青铜器，显示商人祭祀对象不仅仅是战俘或奴隶，贵族身份者同样被祭献。青铜鼎上刻有“戍嗣子”铭文，据说这是商王赏赐“戍嗣子”二十朋海贝后为纪念所铸。学者推断，坑中被祭的人很可能是“戍嗣子”家族成员，全部被作为祭品献祭。
第二，坑中尸骨多为残缺不全，尤其是身首分离，身体其他部分去向不明。祭坑内还发现炭块、碳灰及烧焦土壤，表明祭祀时地面上同步进行了火烧仪式。结合其他遗址发现，可以基本确定尸体剩余部分被火烤后分食，这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人祭习俗。
史料记载纣王曾处死九侯、鄂侯、比干等贵族，H10祭祀坑的发现无疑为这些记载提供了考古佐证。然而，与历代商王习惯捕获异族酋长或方伯祭祀不同，纣王竟将国内贵族作为祭品，极可能导致其统治遭到众叛亲离。
捕获异邦酋长献祭在当时类似后世“献俘”制度，俘虏身份越尊贵越能提升祭祀效力，数量越多越能取悦先王，有时还会送到太庙祭祀以安抚祖先。
后冈H10圆形祭祀坑不过是殷墟上千个祭祀坑中的一个，反映出商朝祭祀的广泛和狂热。被文丁囚杀的季历、身份神秘的伯邑考，因其特殊身份，极可能成为祭祀人牲。他们俩很可能就是献祭中最受重视的对象。《帝王世纪》记载伯邑考被烹食，或仅是整个祭祀流程中的一个环节。
值得指出的是，人祭作为商朝国家宗教的体现，在周人中并无此习俗。先周遗址未发现人祭或人殉痕迹，周朝姬姓诸侯墓中也极少有殉葬现象。
更为关键的是，文献记载姬昌经历了两件重大事件，暗示了伯邑考不祥的命运：
首先，姬昌“翦商”
《史记》提到，“翦商”最初是古公亶父提出的。为躲避狄戎侵扰，古公亶父迁居岐山，之后立下“翦商”目标。证据之一是“泰伯奔吴”，他奔向东南吴地密谋策划，从后方攻打商朝。暂且不论泰伯奔吴地理是否属实，古公亶父作为刚迁移的逃难部落，根本无力与商朝抗衡，立“翦商”大计是否言过其实？实力决定心态，周人在实力尚弱时不会妄动强敌，得寸进尺必待实力大增。因此“翦商”目标很可能并非古公亶父最先提出。
结合历史来看，季历仍为商朝征战，姬昌早期也臣服于商朝，直到后期才转而反商，最有可能提出“翦商”战略的正是姬昌。姬昌被囚期间创作《周易》，文史学者高亨考证《周易》“含章可贞。或从王事，无成有终”中的“含章”即指“翦商”，认为周易隐含姬昌的反商谋略。如此，姬昌狱中萌生“翦商”意念，或与其食用伯邑考肉羹有关。
其次，姬昌反商
姬昌被释放后，先处理虞芮两国的纷争（虞国位于山西运城，芮国在陕西大荔），随后进攻犬戎、密须（今甘肃灵台）、耆国（又称黎国，山西长治）、邘国（河南焦作沁阳）及崇国（陕西西安一带）等商朝诸侯。这些国家多数邻近商朝核心地带，显示姬昌反商决心坚定。
被囚前，姬昌仍是商朝臣子，囚禁期间谋划“翦商”，获释后迅速反商，其间巨变令人深思。伯邑考被害无疑是重要导火索。文丁杀死季历后，姬昌发兵攻商，即“帝乙二年周人伐商”。虽后来帝乙采取和亲政策，“帝乙归妹”安抚周人，姬昌欣然接受，诗经亦载宏大婚礼场面，但帝乙二年伐商更像示威而非彻底反叛。若再加丧子之痛，且周实力增强，商人又陷东夷战争泥潭，姬昌反商几无疑问。
结合后冈H10祭祀坑与《帝王世纪》记载，更能理解姬昌为何反商：伯邑考被做为祭品，部分遗骨埋于坑中，部分被祭者食用，残忍场景深深刺痛姬昌心灵。综合商周实力对比，他在狱中暗筹“翦商”，获释后迅速采取行动，既报家仇又图天下。
周人灭商后，可能在祭祀坑附近为伯邑考修建衣冠冢，故伯邑考墓传说位于河南安阳汤阴羑里城西北角。
参考资料：史记、竹书纪年、帝王世纪、翦商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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