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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,周文王姬昌共有十个儿子,长子是伯邑考,次子姬发,第四子姬旦。由于“唯发、旦贤,左右辅文王”,姬昌最终舍弃了长子伯邑考,立姬发为太子。姬发后来继承王位时,伯邑考已先行去世,且似乎是自然死亡的结果。
而《帝王世纪》中则有不同记载,称纣王囚禁姬昌时,曾用质子伯邑考来试探他的野心,竟“烹为羹”,还说“圣人当不食其子羹”,但姬昌仍食之。纣王由此断定姬昌无德,不是真正的“圣人”。显然,这一细节多半是后人杜撰的故事,但伯邑考被烹煮的事实可能部分属实。
长期以来,由于《史记》的权威地位高于《帝王世纪》,学界普遍相信伯邑考被废后自然死亡。但随着殷墟考古的发现,一幕极为残忍的现实被揭露出来,《帝王世纪》中记载的伯邑考死亡方式应有相当真实性,尚有部分细节或可由考古进一步证实。也难怪姬昌会奋起“翦商”了。
展开剩余81%1959年,在殷墟宫殿区东侧数百米处的商代贵族住宅区,考古学家发现了一个圆形的祭祀坑。该坑分为三层,每层埋有数十具尸骨,属于商纣王末期遗址。综合分析后,有两点尤为引人关注:
第一,尸骨旁发现大量海贝以及多件青铜器,显示商人祭祀对象不仅仅是战俘或奴隶,贵族身份者同样被祭献。青铜鼎上刻有“戍嗣子”铭文,据说这是商王赏赐“戍嗣子”二十朋海贝后为纪念所铸。学者推断,坑中被祭的人很可能是“戍嗣子”家族成员,全部被作为祭品献祭。
第二,坑中尸骨多为残缺不全,尤其是身首分离,身体其他部分去向不明。祭坑内还发现炭块、碳灰及烧焦土壤,表明祭祀时地面上同步进行了火烧仪式。结合其他遗址发现,可以基本确定尸体剩余部分被火烤后分食,这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人祭习俗。
史料记载纣王曾处死九侯、鄂侯、比干等贵族,H10祭祀坑的发现无疑为这些记载提供了考古佐证。然而,与历代商王习惯捕获异族酋长或方伯祭祀不同,纣王竟将国内贵族作为祭品,极可能导致其统治遭到众叛亲离。
捕获异邦酋长献祭在当时类似后世“献俘”制度,俘虏身份越尊贵越能提升祭祀效力,数量越多越能取悦先王,有时还会送到太庙祭祀以安抚祖先。
后冈H10圆形祭祀坑不过是殷墟上千个祭祀坑中的一个,反映出商朝祭祀的广泛和狂热。被文丁囚杀的季历、身份神秘的伯邑考,因其特殊身份,极可能成为祭祀人牲。他们俩很可能就是献祭中最受重视的对象。《帝王世纪》记载伯邑考被烹食,或仅是整个祭祀流程中的一个环节。
值得指出的是,人祭作为商朝国家宗教的体现,在周人中并无此习俗。先周遗址未发现人祭或人殉痕迹,周朝姬姓诸侯墓中也极少有殉葬现象。
更为关键的是,文献记载姬昌经历了两件重大事件,暗示了伯邑考不祥的命运:
首先,姬昌“翦商”
《史记》提到,“翦商”最初是古公亶父提出的。为躲避狄戎侵扰,古公亶父迁居岐山,之后立下“翦商”目标。证据之一是“泰伯奔吴”,他奔向东南吴地密谋策划,从后方攻打商朝。暂且不论泰伯奔吴地理是否属实,古公亶父作为刚迁移的逃难部落,根本无力与商朝抗衡,立“翦商”大计是否言过其实?实力决定心态,周人在实力尚弱时不会妄动强敌,得寸进尺必待实力大增。因此“翦商”目标很可能并非古公亶父最先提出。
结合历史来看,季历仍为商朝征战,姬昌早期也臣服于商朝,直到后期才转而反商,最有可能提出“翦商”战略的正是姬昌。姬昌被囚期间创作《周易》,文史学者高亨考证《周易》“含章可贞。或从王事,无成有终”中的“含章”即指“翦商”,认为周易隐含姬昌的反商谋略。如此,姬昌狱中萌生“翦商”意念,或与其食用伯邑考肉羹有关。
其次,姬昌反商
姬昌被释放后,先处理虞芮两国的纷争(虞国位于山西运城,芮国在陕西大荔),随后进攻犬戎、密须(今甘肃灵台)、耆国(又称黎国,山西长治)、邘国(河南焦作沁阳)及崇国(陕西西安一带)等商朝诸侯。这些国家多数邻近商朝核心地带,显示姬昌反商决心坚定。
被囚前,姬昌仍是商朝臣子,囚禁期间谋划“翦商”,获释后迅速反商,其间巨变令人深思。伯邑考被害无疑是重要导火索。文丁杀死季历后,姬昌发兵攻商,即“帝乙二年周人伐商”。虽后来帝乙采取和亲政策,“帝乙归妹”安抚周人,姬昌欣然接受,诗经亦载宏大婚礼场面,但帝乙二年伐商更像示威而非彻底反叛。若再加丧子之痛,且周实力增强,商人又陷东夷战争泥潭,姬昌反商几无疑问。
结合后冈H10祭祀坑与《帝王世纪》记载,更能理解姬昌为何反商:伯邑考被做为祭品,部分遗骨埋于坑中,部分被祭者食用,残忍场景深深刺痛姬昌心灵。综合商周实力对比,他在狱中暗筹“翦商”,获释后迅速采取行动,既报家仇又图天下。
周人灭商后,可能在祭祀坑附近为伯邑考修建衣冠冢,故伯邑考墓传说位于河南安阳汤阴羑里城西北角。
参考资料:史记、竹书纪年、帝王世纪、翦商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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